武隆文脉
您的位置:武隆网 > 文化 > 正文   |   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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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木子

  壹

  一直以来,乌江明珠般的武隆是一个充满人文传奇和富有山水文化独特魅力的地方。

  这里大娄、武陵浩浩苍苍,迤逦绵延,乌江、芙蓉江碧波荡漾,龙走蛇行,是乌江号子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祥地。这种地域文化背境下,潜流于历史中的武隆文脉便应运而生,若一根神奇的脉线向我们款款走来。然而,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我们得对文脉的定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两种解释。一种指风水学上的“龙脉”;另一种指华夏文明发源的脉络。这两种解释都为广义上的文脉。而余秋雨先生在《中华文脉》中把文脉定义为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把它归属于文学范畴。

  照此定义,武隆文脉当是乌江流域文化发展史中的文学潜流。它像武陵、大娄蜿蜒起伏的脊线,像乌江千回百折的步态,若隐若现般行走在武隆人千年生命华章与文明繁衍的烟云中。

  正是这根若隐若现的线条,使我们知道了悠悠武隆文脉的远古,使我们知道了它一路走来的蹒跚、坎坷而又充满神奇与期待。

  从考古的角度看,武隆文脉的起源尚早。5000年前,武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有人类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江口镇蔡家村盐店嘴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就有力佐证了武隆人的生活史,但有文字印痕的记载应在商周至春秋时期。

  自汉代建元元年有记载开始,武隆属巴郡,隶属巴东属国。三国至晋时属涪陵郡,永和十二年(356)涪陵郡治所迁汉平县(今武隆鸭江镇),南北朝时改为黔州,隋朝改为黔安郡,到唐代又复置黔州、黔中郡等。隋大业十年(614),彭水地置信安县,亦称信宁县,治今江口镇。唐武德二年(619)析彭水县地置武龙县(治地土坎五龙村),明洪武十年(1377年)武隆县并入彭水县,洪武十三年(1380)析彭水县地复置武隆县。

  一路下来,武隆文脉经历过无数的磨砺衍变,留下来的文字碎片及文学印记,往往随朝代的兴衰更迭,呈现参差不齐,或肥瘦不等的现象。

  由于行政区划曾分割不定,加之朝代的风云变幻,使许多文脉印记随行政的分合、朝代的更替,断断续续,导致历史记载模糊或多有空白。总体看,夏、商、周这一段相对模糊,很难找到清晰的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艺术类的东西。但商周到战国时期出土的戈、钺、箭镞等武器及上面印刻的文字表明乌江流域的文明程度已十分高,可以肯定这个时期已有文学的出现。汉代佐证的物件就多了,上世纪在江口、土坎、鸭江出土的文物已有大量的文字说明。唐宋的诗篇应该是武隆文脉的高峰期,元朝的寥寥记载处于低潮,明清的文学艺术潜流开始回升并走向鼎盛,近、现代的文脉气象则相对平凡,好似踮着脚尖在期待。

  而这种发展曲线,与历史本身的衍变有极大的关系。回首乌江流域几次大的战争及移民,影响着武隆文脉的发展路径。特别是自三国章武元年(234)至清咸丰十一年(1861),经历了大小战争20余场。使武隆文脉凸显曲折多变、命运多舛的沧桑历史。早期武隆文脉主要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朝廷治理多以“以土治苗”“以蛮治蛮”等模式管理,往往在出现叛乱或争端时派出军队镇压和平叛,而派遣的官吏带来了汉文化的熏陶,每征战一次,历史又向前推进一步,不断往复,使武隆文脉在断续中前行。又因自古蛮荒,交通闭塞,乌江流域被列为朝廷流放犯人和贬谪官吏之地,这些犯人和贬谪官员也带来了汉文化。自明以后,朝廷采取赶苗拓业、改土归流的方式,使汉文化大量输入,逐步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武隆文脉发展格局。

  有人在人类文化研究中说:人类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也有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这往往让历史文脉遍体鳞伤。所以,乌江流域的人类生活也是在斗争中一路走来的。

  另外,在行政区划分合中终将鸭江版块及江口版块分别从涪陵、彭水归属武隆,追朔这两块的文化渊源使武隆文脉的历史陡然厚重有加,脉线绵长。在这生生不息的漫长历程中,文明与野蛮便在分争与统一中如百川之流汇集成河,亦如斑斑血泪融成的生命之歌。所以,乌江流域的地域条件,人类生活史,行政版块的分合,决定了武隆文脉的肢离破碎与生死往复。

  贰

  翻阅《皇朝经世文编·郭清螺文集》《巴蜀史迹探索》《华阳国志》《酉州志》《涪州志》《彭水县志》《武隆县志》等书册,发现最早有关文字的记载应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而文脉的起源当从文字的记载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江口、土坎等地出土的东周、战国、汉唐文物,已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昭示了武隆文脉起源很早。其中土坎遗址出土的东周夹砂红褐、陶罐、尖底器,东汉石斧、龟蛇玄武座、虎钮镦于、抚琴俑、击鼓俑的形态构造及图纹描绘等都体现了高超的美学表意,似乎更清晰的闪烁着武隆沧桑文脉的起落烟云。而战国出土的铜钺的云纹图案、柳叶剑、巴蜀图章,东汉“千万富贵”字砖、“回”纹砖、“人”字砖,已从文字的使用埋下了文脉的根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于江口罗州坝出土的《唐·蹇夫人墓志铭》更是文学表现形式的文脉重证。虽只是一方小小的碑刻,但它是武隆版图最早的显示文学形态的文字记载,除了它的史学价值(唐代在江口设信宁县行政机构的证据)外,其“踯躅贞姿,如玉如金”,“寒月沉影,沧江之下”文句精深,言词厚重,遗憾的是作者名字已风化模糊,无法辨认。

  当然,唐代的文脉印记不只是一块碑文,众多不朽的诗篇在黔州这方偏远地落下了墨迹。细数下来有近三十篇首,其中不乏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等。曾经的黔州是蛮夷之地,那些与大诗人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到黔州赴任或被贬谪的人,无不百感交集、相互交流与倾诉,使他们的感慨及离愁别绪通过书信及诗文表达融入了黔州的文脉。这中间唐代后期诗人李频的《将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及《黔中罢职泛江东》就极具代表性。他归去时书下“黔江初罢职,薄俸亦无残。举目乡关远,携家旅食难。野梅将雪竞,江月与沙寒。两鬓愁应白,何劳把镜看。”还在述说无尽的凄凉与悲苦。

  由此,可以断言武隆文脉的开山奠基可追溯到东周战国时期,而以清晰的文学形式表现的文脉印记当从唐代诗文开始。

  除了一大堆出土文物、一块墓志铭、一部分诗作,接下来对武隆文脉影响颇大的莫过于唐长孙无忌的衣冠墓。这位编篡《唐律疏义》、做了三朝宰相的重臣,于显庆四年(659)被武则天的一纸谪令流放西南,却魂归武隆。也因此,这座牵连大唐烽焰的坟茔就此打上了武隆的文脉烙印,说是长孙无忌衣冠墓,其实是大唐风云的咏叹之地。围绕他的文字较多,以至于那无比斑斓的文化光环,照得我们有些晕眩。是的,无忌作为乌江流域历史上最显赫的一名被贬官吏,客死武隆,不能不说是轰动,尽管得势的武则天罩起了厚厚的萧杀烟云,可他实在是太高大太伟岸,就像一座万丈山峰骤然坍塌,有着一声惊天的巨响,这声巨响过后,武隆的乌江之滨多了一座千年不倒的精神之柱,围绕它的诗篇自然千年流泻。虽然,没有考证到长孙无忌在武隆留下的灿烂文句,但那一声长长的感叹之气,我们是能料定的,就一口气就足够了,足以潜入了武隆文脉的深渊,它像很大的鱼在深水里让人无法看清它。我们只有说,长孙无忌在武隆,他的那声超乎文脉的气在武隆。

  可惜,明以前的诗文已经无法考证,只有吴元凤的碑记及部分清代文人的记述,如清乾隆举人舒国珍等人的作品,此事稍后再表。咸丰年间有人专门立了“长孙公墓诗”碑,成为武隆文脉的一个聚焦点。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长孙无忌墓遭到人为破坏,那些艺术性的雕琢及构造从此不复焉存。

  叁

  到了宋代,响当当的大文学家黄庭坚因《神宗实录》被诬贬为涪州别驾来到黔州,这位被后世举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的大家来黔州可谓影响非凡。黔州这个曾经的蛮荒之域因他而沸腾了不少。

  清点他来黔州的书信、序跋、诗词就达四十篇首之多。这些篇章都是黄庭坚借黔州山水人文表现的情感与心血,既是中华文脉之一泉,又是黔州文脉之一潭。前面说了黔州涵盖着武隆,所以武隆的土地里有他的文脉足迹,今天武隆的浩口苗族仡佬族乡就洋溢着他芬芳的墨香。那首《阮郎归茶》,让我们回到了千年前的三月,“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屡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辣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苏轼品尝了黄庭坚赠送的都濡名茶后专门写了一首《月兔茶》回馈,赞美茶团“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并借以思念好友,“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

  宋代的武隆,其江口、火炉、鸭江等场镇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民间口头文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在街头、茶馆等地,有人讲圣谕、说评书、打花鼓、金钱板、莲花落、连箫等;在为死人“坐夜”时要唱《孝歌》;在打薅草锣鼓时要唱《打闹歌》;苗族男女青年相恋时要唱“对歌”。这些说唱文学,以生活习惯的方式潜入武隆文脉的另一隅,没有具体的作者,倒也灵性自由。另外,宋代的绘画也大有可为。黄庭坚在《与张权和通判书》中有记载此地壁画不限于僧舍、公堂、民居,连墓葬里面也有了。县内出土的宋瓷执壶的花草画也有较高造诣。

  元代文脉有些销声匿迹,但向舞凤的《三潮圣水》却如萤光一闪。其七律文词:“新丰谷里曾为瑞,分得黔南一派川。按候潺潺称圣水,因时高洁本灵泉。挽来堪洗王朝甲,流去当澄海外天。自是神龙长卧此,忘却山头报晚钟”。颇具匠心,耐人寻味。

  明朝相对元代有了些起色,土坎发现的孟荣姑墓碑就很有意思,既有情辞痛切的铭文,又有力透石碑的书法,为墓主父亲(隆庆年间知县)撰写,其“有斯封土,真玉于处,爱勒诸石,以告千古”功底不浅。而江口崇祯时川东道王公题刻墓碑《烈女》更具感染力,若一座精神丰碑塑在武隆文脉的路旁。另外,嘉靖进士沈启、贡生栾为栋,各写了一首《黔江》算是乌江的一段瘦骨景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嗅到了本土文人刘秋佩的气息。不过我们还是先说一下沈启,这个人也是了不得的,曾官至湖广按察副使,著有《吴江水考》。可能因为乌江水系研考之缘,在武隆的江口留下了他的诗文。然而元代的战火,让本就脆弱的荒乡僻壤更少了文学的羹食,无法滋养文人们的笔墨。沈启的“久客不禁乡土思,半樯残月子规啼”除了几分孤零清冷之外,栾为栋所写的“惆怅江头望,风波倍渺然”,更缩写了当年景象的苍凉与渺茫。而刘秋佩则暴出了风骨文人的大气象,他像一匹巨型的驼峰,将武隆文脉从低谷中拉起并高驼入云。

  刘秋佩为武隆凤来乡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正德中任朝廷户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说、稽察六部百官之职)。因弹劾刘瑾受尽杖刑,并被贬贵州驿丞,明正德五年得以重新启用,并于嘉庆元年擢升江西按察副使。当政期间写有《弹逆党刘瑾疏》《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乞谥宋景濂先生疏》等石破惊天的奏折,回乡后,创办白云书院讲学,著《白云书院记》,堪称明朝大儒,被王阳明彪为梗骨之臣。逝后,立有“坤为正气”“大节名宦等牌坊”。

  肆

  清朝三百余年长治,让武隆文脉有了一段较为安泰的发展,除光绪贵州正安知州郎承谟大书的“黔蜀门屏”界碑,涪州剌史姚宝铭题写的“烈女岩”碑刻,重庆知府陈帮器书题的“澎湃飞雷”等作矗立武隆文脉之林外,来黔州任知县的福建进士翁若梅那句“闺藏深山人未识,一朝闻名天下惊”更是脍炙人口,一揭武隆文脉的美丽盖头。之后,一大批清代诗人陈答猿、舒国珍、黎恂、邵墩、黄静亭等各抒文彩,题长孙无忌、写武隆山水,掀起一段文脉的上弧线。尤其陈答猿的《江口镇》、舒国珍的《题长孙无忌》堪称弧线上的亮点。而陈鹏飞的《关滩占》、舒其文的《舟泊关滩诗》亦大气磅礴,雪浪飞卷。

  清绘画艺术也空前发展,一些庙宇、衙门、宗祠、学府、会馆,以及富豪之家都有壁画,从山水花鸟到人物故事、戏剧场面,无所不有。单幅、组画均有,形式多样,多为工笔重彩画、水墨画或写意画。

  其实,清时期的文气远不止这些,两江交汇、地灵人杰的江口镇出了武隆又一个本土进士李铭熙。一下子把武隆文脉的级次又垫高了几个台阶。一方面真正体现了本土文脉的骨血,平添了武隆文脉的厚土高丘。另一方面,让武隆文脉的脊线在历史的延展中更加清晰动人。他留下的文脉除了49首诗歌收于《二酉英华》(存于川大图书馆)外,有三对楹联传承《县志》。其一为在鹿山书院题联:“鹿洞朔遗徽,贤宰官乡近新安,吏治都由经训出;山堂勤考索,诸君子居邻旧馆,人材应得地灵多”。其二在云顶寺题联:“依傍本全空,高掌擎天,直同泰岳岩岩,弥望山河归宇下;氲氤符大造,无心出岫,行见升云圉圉,崇朝霖雨遍人间。”表达一个晚清进士,寄望时局变化,能像云彩一样孕育风雨,滋润普天下百姓的美好愿望。其三为武陵山真武观寺题联,“山耸青螺两角孤云分佛髻,经传白马半江皓月印禅心”。特别他写三峡的一首《赋得巫峡秋涛天地过》仍在“澜过巫峡水,风撼大江秋”。

  此外,铭熙擅长书法,题写于鹿山书院的“讲堂”大气磅礴,力透千秋。同时,留有部分碑文在民间,其彭水三江源的《梁炳衡先生的墓志铭》、及石桥堰溏湾《肖伯源先生墓志铭》均文辞不凡,笔力深厚。而光绪所赐文魁牌匾及江口巨幅摩崖石刻,皆闪耀着李铭熙文脉刺眼的光芒。参加了“戊戌变法”的李进士年仅48岁,他因为这场变革名留青史。古老的江口镇也因此有了另一个名字——“李进士故里”。

  这里还得说一说他的表弟邵建候了,这位《李进士故里》石刻的撰文及书写者,留下了武隆文脉的另一块丰碑。见方二百余平方米的摩崖石刻,一笔能睡下一人的气势,高抬了乌江流域石刻之最,有人甚至说为长江流域之最。他的文彩与书法造诣与李进士芳名并传。

  伍

  除了以文学潜流形式对武隆文脉作上述表述外,武隆民间流传的巫文化、乌江号子、龙舟文化、玩火龙、写楹联等亦如文脉的影子在时空中穿越,他们多以口授相传,文字梳理亦无固定作者,算是文脉中的幻影吧。尤其是写楹联,作为一种在民间流传且又富于吟诗作对的文学形式,十分普及。庙宇、祠堂、学校、会馆、厅堂、茶馆、酒店、客栈、商号、兵营,几乎无处不有,这些楹联,绝大多数都出自县内文人之手,平者固多,但佳作也不少。

  此外,民间写的贺词、祭文等也有不少感情丰富,文词典雅,读者唏嘘,闻者泪下的好作品。

  其他流行于武隆民间的原始戏剧,如傩戏、端公跳神;流传于民间的音乐如《乌江号子》《盘歌》、龙舞和狮舞;流传于民间的乐器如箫、笛、锣鼓、引子、唢喇、钹等都是武隆文脉的表现元素。

  到近代,武隆文脉几乎在风雨飘摇中度过,民国时间短促,能数的文人寥若晨星,江口民国县参议员李象之长于书法,行书效法李邕、楷书俊逸雄浑,其“向国光、银安人”等人的《墓志铭碑序》习之不乏其人。中嘴民国县参议员张纯嘏遗存墨迹“桃园义渡”“幽境”等题刻可圈可点。涪陵知县王璋在白马山题刻“豹岩”堪称书法精品,至今仍醒目震撼。这些算文脉中的几朵涟漪。

  解放后,新武隆的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绘画、音乐、戏剧、舞蹈、雕塑、摄影等都随时代脉搏顺应而行。如解放初期,演出的《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话剧、秧歌舞和腰鼓舞等。上世纪五十年代演出的《沙家兵》《红灯记》《江姐》《洪湖赤卫队》、“忠字舞”等节目,及外地的剧团来武隆演出的《夜半歌声》《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钗头凤》等川剧、话剧、歌剧等,都显现很强的时代潮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武隆文化部门对和平中学、江口汉墓群、长孙无忌墓、李进士故里石刻、土坎遗址等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可视为对文脉的养护。幸喜的是武隆走出了一个大翻译家杨武能,使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武隆文脉有了一线生机,杨武能早年留学德国,之后毕生心血耗于德语翻译,出版作品20余部,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美誉。其《歌德文集》《席勒文集》《魔山》等德国文学经典译著深受国人喜爱。德国总统授予他国家功勋奖章,国际《歌德》学会授予他歌德金质奖章,重庆图书馆专为其设立了一座“杨武能著译文馆”。无独有偶,武隆又出了一位线描山水画家肖中胤。出版了《线描山水》《丹青武隆》《写生画稿》等绘画著作,其《芙蓉江游记》《山河篇》《长江三峡赋》等巨幅作品在国内山水画派中有较大的影响。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武隆文化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地方文学刊物《芙蓉江》《武隆文化》《武隆时政》《武隆日报》已唤起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书画学者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形成了以散文、小说、诗歌、电视剧本、报告文学、绘画、书法等为主要类别的创作队伍。已涌现出诸多新人的精品力作,在市级、国家级刊物发表或受奖。

  不过,武隆文脉要成大气候还需要时日磨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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